劉川文

律師接受原告饒某委托，代理其與被告沈陽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二手車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一、基本案情2017年4月11日，原告通過某資產拍賣平臺向第三人黑龍江某拍賣有限公司支付11萬元（含傭金）拍得奔馳汽車一輛，該車系被告公司委托第三人黑龍江某拍賣有限公司拍賣。原告拍得該車后，被告將該車輛交付給原告，隨該車輛一起交付給原告的有《債權（抵、押權）轉讓協議書》、《拍賣成交確認書》、《車輛抵押合同》、《借款協議》、《機動車交易協議書》、《承諾書》、《借據》、《收據》、車輛行駛證。后原告一直使用該車，并按時對車輛進行年檢和繳納保險。2021年7月19日，原告發現該車輛在自家小區樓下丟失，遂報警，派出所接警處理，經調查，該車因原車主與抵押權人發生糾紛被抵押權人開走，警方調查認為不構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原告認為，雖然原告拍得該車后收到被告的《債權（抵、押權）轉讓協議書》，但事實上原被告之間是買賣合同關系，否則原告不可能花費11萬元買7萬元的債權，因此《債權（抵、押權）轉讓協議書》應屬無效。同時，被告隨車交給原告的《車輛抵押合同》、《借款協議》、《機動車交易協議書》、《承諾書》、《借據》、《收據》均只有原車主的簽字，均無法證明被告對原車主享有債權及車輛抵（質）押權，被告的行為屬于無權處分。原告在車輛丟失報警后，警方提供的材料表明，該車另有抵押，而被告將車輛轉讓給原告時并未告知上述權利瑕疵，屬于嚴重違約。原告的交易目的是為了通過買賣獲得該車輛，現該車輛已被他人開走，原告無法繼續使用該車輛，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經無法實現。因此，原告訴至法院，請法院判決被告返還購車款。被告委托律師代理本案。二、律師工作及案件結果律師接受委托后，首先與原告進行了詳細的溝通，詳細了解了雙方合同的簽訂及履行情況。律師結合代理二手車糾紛的豐富經驗，及時指導當事人收集相關證據，并結合案件管轄和合同約定，明確被告范圍。及時提起訴訟。最終法院判決對當事人的90%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最大限度維護了當事人利益。

律師接受被告溫州某衛浴有限公司、劉某某委托，代理其與原告王某某定金合同糾紛一案。一、基本案情2021年9月，原被告雙方達成口頭買賣協議，被告從原告處購買衛浴產品若干套，約定被告先部分款項并出具剩余貨款欠條，原告供貨。之后，被告先支付了2萬元，原告給被告出具了《定金收條》，《定金收條》明確約定“先付”貨款和“打欠條”事宜。隨即原告給被告提供了2萬元的貨物。后期，被告發現衛浴產品銷路不好，于是以原告違約、未提供剩余貨物為由起訴到法院，要求原告雙倍返還定金。被告委托律師代理本案。二、律師工作及案件結果律師接受委托后，首先與公司負責人進行了詳細的溝通，詳細了解了雙方合同的簽訂及履行情況。律師認為：一、本案被告均不存在違約行為，而原告自身卻存在違約行為，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系其自身行為所致，與被告行為無因果關系，因此原告主張的定金罰則適用條件不成立。首先，原告提交的《定金收條》明確約定了“先付”貨款和“打欠條”是原告最基本的合同義務。而在本案中，除支付的2萬元外，原告至今也沒有向被告支付剩余貨款，也沒有出具剩余貨款的欠條，其自身存在違約行為。2.被告公司在沒有收到剩余貨款及剩余貨款欠條的情況下，按照原告已支付的2萬元貨款，向原告交付了價值2萬元的貨物，已履行自身的合同義務。被告之所以后續沒有發貨，行使的是先履行抗辯權，符合商業慣例。因此，即使原告的合同目無法實現，也是因為其自身原因引起，與被告無關，更不存在因果關系，原告主張的定金罰則無事實及法律依據。退一步講，即使被告行使先履行抗辯權的行為被認定為存在違約，因雙方均存在違約行為，本案定金罰則仍不能適用。定金罰則制度的立法初衷在于促使合同雙方按約積極履行義務達成交易，秉承契約精神。在雙方均違約引發定金的目的不能實現，自然也就違背了立法本意。在本案中，因原告自身存在違約行為，即使被告行使先履行抗辯權的行為被認定為存在違約，在雙方均存在違約行為的情形下，仍應限制定金罰則的適用。律師代理原告答辯后，被告表明，如果本案雙倍返還定金不被支持，將另行提起因衛浴產品質檢不合格導致退貨損失的侵權賠償訴訟。最終在法院的主持下，律師向當事人明確了本案利弊，代理當事人就全部糾紛與對方達成了的和解，最大限度維護了當事人利益，各方都十分滿意。

律師接受原告沈陽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其與被告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一、基本案情2021年9月，原告與被告簽訂《客服外包服務合同》。合同約定原告為被告提供在線客服服務，合同有效期自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9月1日。雙方約定結算方式為：每15天為一個結算周期，雙方核實并確認上期結算數據后，原告向被告提供等額發票，被告收到發票的10個工作日內向原告支付上期服務費用。雙方約定以對公賬戶結算。截止原告委托律師起訴時，根據雙方合同的履行情況和雙方對賬，被告共拖欠原告服務費近25萬元，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服務費，但被告以各種借口拖延。且原告發現，被告公司經營異常，急需盡快訴訟解決，否則可能出現債權無法獲得清償的風險。原告委托律師代理本案。二、律師工作及案件結果律師接受委托后，首先與公司負責人進行了詳細的溝通，詳細了解了雙方合同的簽訂及履行情況。在律師的幫助下，首先明確了訴訟請求的具體數額，然后圍繞訴訟請求，完成了證據的收集和整理，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并克服疫情期間給立案帶來的不便，及時與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溝通完成了立案。本案盡管對方及其代理人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認可，但因為舉證充分，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委托人對律師工作和本案結果十分滿意。

近年來，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批量維權案件。這些批量維權案件，有些以正當維權為主要目的，有些以訴訟牟利為主要目的，有些訴訟目的二者兼有。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目前存在的大量的、以訴訟牟利為主要目的的批量維權（暫且稱之為“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談談自己的認識和思考，供讀者參考。一、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表現出的主要特點此類案件除具有案件數量大、案件材料格式化、訴訟代理人同一等一般性特點外，還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原告往往不是原始的權利人。比如，原告與原始權利人簽訂知識產權轉讓協議或許可協議，約定轉讓后由原告獲得訴權。也有些類型案件，原告屬于偽造權力基礎。比如，著作權圖片侵權案件，原告發現某圖片并認定其具有一定價值后，利用版權注冊不進行實質審查的特點，自行登記注冊版權并發起訴訟，但版權證書顯示的注冊登記時間和創作完成時間均晚于網上檢索到的該圖片發表的時間，所涉圖片甚至無法確定原始的著作權人。也有些案件是原告從他人處大量收購權屬不明、但未注冊版權的圖片，然后自行登記注冊版權后，提起批量維權訴訟。二是部分案件中原告的經營范圍與受讓的知識產權沒有任何關系。比如，筆者接觸到的個別案件，原告是一家融資租賃公司，其經營范圍主要是融資租賃業務，而該公司卻從某攝影師處受讓了大量攝影圖片，然后通過技術手段從網絡上發現侵權圖片，進而發起大規模訴訟。筆者曾檢索，原告并未將相關圖片用于自身公司公眾號的宣傳推廣，也沒有通過其它渠道用于與自身經營有關的范疇之中。這種情況下，原告受讓的圖片的目的非常明顯，并非是用于公司經營，而是試圖以訴訟謀取利益。三是訴訟中案件代理人一般不能提供完整的合理維權支出的證據材料。這類案件通常是原告向專門的知識產權代理機構或律師事務所進行打包，授權這些服務機構在特定的區域內統一進行侵權調查取證、談判、和解、起訴等一系列維權活動，所獲的賠償由原告、服務機構之間按協議進行分成。本質上屬于風險代理，所以一般不會提供完整的合理維權費用票據。有的可能只有公證發票，但一般不會提供律師費發票。四是案件被告多數是終端的小規模主體，原告起訴的標的一般不大。此類案件主要集中在著作權和商標權方面，著作權中又以圖片作品、美術作品、音樂作品和文字作品居多，涉及的權利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上。原告往往以網絡新媒體的運營方、新媒體賬號的持有者、電商平臺內的經營者、卡拉OK場所經營者、產品線下零售商等為被告，發起侵權訴訟。訴求中原告主張的標的額大多不會超過5萬元，談判和解中一般會提出3000到5000的和解金額。五是原告并不熱衷于起訴侵權源頭。在部分案件中，即使被告能夠舉證證明所銷售的產品來源于一個明確的上游主體，即使在法院釋明可以追加被告的情況下，原告也并不申請追加。這種情況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利益驅使，原告拒絕從源頭上打擊侵權方，而是“放水養魚”，待時機成熟時，采取“割韭菜”的方式再次發起訴訟，以保證此類維權的可持續性，進而不斷獲利。二、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帶來的不良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造成司法機關辦案壓力加大。此類案件數量大，往往是一批還沒有審結完畢，下一批又涌入法院。此類案件維權目的商業化特征明顯，大量消耗司法資源，不僅給審判資源本來就拮據的司法機關造成壓力，也可能會產生訴訟正當性被異化、司法機關價值定位被扭曲等現實問題。二是對司法公信力產生一定沖擊。此類案件的被告往往是小規模的、處于社會底層的主體，面對專業化的訴訟時，法律意識相對淡薄、訴訟能力較弱、經濟承受能力有限。部分被告對原告的行為極為抵觸，訴訟中以不配合的態度抗議，致使調解與庭審程序難以順利開展，對立情緒嚴重，處理不好容易激化矛盾；部分被告考慮到律師費與和解金額（或可能的賠償額）接近，聘請律師意義不大，以及訴訟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敗訴后面臨的商譽風險等因素，不得已選擇和解或接受法院調解，但內心仍對原告的行為深惡痛絕。同時，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可能出于結案率的考慮，會竭力促進雙方和解或調解，這就不可避免地在當事人之間進行討價還價。很多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處理本來無可厚非，但往往被告群體并不理解，有時被告會認為司法機關在幫原告說話，使當事人對司法機關中立地位的認識產生偏差。三是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建設不利。該類案件中的被告有很多是個體工商戶或者個人獨資企業，是市場主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中最活躍的因素。部分被告被起訴并承擔賠償責任后，擔心將來經營中再次面臨同樣的風險，而自身又無力承擔，不得已選擇關門閉店或出兌店鋪。這些末端市場主體的消亡，無疑會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建設產生負面影響。三、對司法機關應對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的建議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雖然有其生存的土壤，但因其訴訟目的不具有正當性，難以讓社會大眾的普遍觀念所能接受，故應依法進行規制。為此，筆者建議如下：一是加強對此類案件的識別和審查。在受理案件時，應注重從案件數量、原告主體類型、原告的經營范圍、原告的權利來源、原告的訴訟請求、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以及證據是否存在瑕疵等方面，進行綜合審查。必要時，要求原告和原始權利人到庭闡明權利取得的過程（比如著作權案件可以要求其闡釋作品構思、創作過程及公開發表的情況），要求侵權公證書中記載的公證人員出庭闡述保全證據的整個過程（比如公證書顯示同一公證人員同一時間段做了大量公證導致保全證據事實存疑），到公證機構進行調查核實等。通過初步調查核實，對案件是否屬于此類案件進行甄別。二是結合實際適用相關法律。在管轄問題上，對于涉及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件，建議參照（2022）最高法民轄42號的認定規則，原告所在地法院不受理該類案件，這樣原告只能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訴，不會導致批量案件涌入同一法院，也增加了原告的維權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該類案件起到遏制作用。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果經審查，原告存在偽造權利基礎等明顯不當行為的，建議不準許原告撤訴，直接以判決的形式駁回其訴訟請求，必要時可進行處罰。在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認定上，對于末端的小規模銷售商或者電商平臺內經營者，如果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其經營的產品來源于上游的一個明確主體，不應對其主觀的注意義務做過高的要求，沒有相反證據，應認定合法來源抗辯成立，這也是近年來最高院的裁判導向。另外，對于能夠界定屬于非正當性批量維權案件，如果被告提供了合法來源的初步證據，法院經審查相關證據，可以依職權追加上游主體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這樣有助于打擊侵權源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原告采取“割韭菜”的方式重復進行批量訴訟。三是審慎把握調解和判賠尺度。司法機關在受理批量案件后，首先應對案件是否屬于此類案件進行初步甄別，如果判斷屬于此類案件，但又不符合可以駁回的情形，建議在確定調解金額和判賠金額時，應注重把握“總量控制原則”，適度降低調解或判賠金額，或者不判決賠償經濟損失，以合理控制此類案件訴訟中的商業利潤。特別是在訴前調解中，如果沒有把握好初始調解標準，在后續相同案件又繼續批量出現、惡意維權目的愈加突出、社會關注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往往使后續的調解和裁判愈加被動?！翱偭靠刂圃瓌t”目前在全國各地法院的審判實踐中進行了適用，取得了良好的審判效果。我們也欣喜的看到，在遼寧省高院最近發布的《遼寧法院2022年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例》中的案例四——“咪咕音樂”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中，大連中院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運用“總量控制原則”，對一審判賠金額進行大幅度下調，就是針對當前遼寧省批量維權訴訟愈加突出現象進行的現實回應。四、結語司法是社會資源，不應被作為訴訟牟利的工具。訴訟是侵權事后的救濟手段，不應成為獲取商業利益的渠道。但仍需指出的是，在此類案件中，對于單純偽造權力基礎的案件畢竟占據少數，更多的案件盡管原告的訴訟目的具有明顯的商業趨利性，但以法律的尺度衡量，其訴訟請求仍符合法律規定。因此，對該類案件應該辯證看待，全盤否定或全面遏制此類案件與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的立法目的并不相符，對該類案件應側重于糾偏和治理，這也將考驗包括司法機關在內整個法律共同體的智慧。筆者堅信，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隨著全社會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整體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提高，非正當性批量維權現象一定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二、合同有錯別字有效嗎合同有錯別字且不具有引人誤解的歧義，那么一般是有效的。根據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條的規定，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二、合同解除后損失賠償的訴訟時效是什么時候合同解除后損失賠償的訴訟時效是3年，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條【普通訴訟時效、最長權利保護期間】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