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榮

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判賠雙倍工資之民事判決書案號（2018）粵1202民初610號原告：肇慶市*食品有限公司委托訴訟代理人：莫*，女，該公司員工。被告：伍*委托訴訟代理人：李嘉榮，廣東天量律師事務所律師。原告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判決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8月工資6000元、2017年9月工資6000元，共合計12000元；2.判決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9月27日期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3.本案全部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事實和理由：被告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9月這段期間無來原告公司上班工作，當時原告公司是急需招聘經理，要求有大學畢業(yè)學歷、中級職稱，具備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經驗，要思想品德好，能克苦耐勞的人員。而被告是由原告公司員工劉先生的朋友認識介紹過來，當時口頭講是試用期，有意向就做，雙方口頭協(xié)議給付每月6000元作為生活費。但試用期間，原告公司辦公室人員反映被告無來原告公司上班，又無來打考勤卡，考勤無被告記錄。偶然在公司見一下被告，原告公司辦公室人員要求被告辦理入職手續(xù)，帶個人身份證、大學畢業(yè)學歷證書、中級職稱等個人資料，并要求被告回原單位開具一份辭職證明書到原告公司辦公室簽訂勞動合同。由于被告本人不交個人資料，勞動合同也沒有簽訂，試用期也沒有約定，因此，被告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原因。被告于2017年10月30日向端州區(qū)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該勞動仲裁委員會在2017年12月29日作出仲裁書，裁決原告支付2017年8月工資6000元、2017年9月工資6000元，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9月27日期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怎么能裁決由原告支付工資和在這期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呢？據此，原告依照勞動法等有關法律之規(guī)定特向法院提起訴訟，望依法判決。被告辯稱：仲裁裁決依據的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法院駁回原告訴求。本院認定事實如下：肇慶市*公司與伍*之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2017年7月18日，肇慶市*公司出具《委托書》一份：“本公司現(xiàn)委托員工伍某與第三方正和興及屋主簽任房屋租賃合同，租賃此房屋用于員工宿舍，租金每月由本公司繳交。一切責任歸由本公司負責?！?017年9月29日，伍某以“家庭原因，不能勝任此工作”向新海堂公司提出辭職。當日，雙方簽訂《解除勞動合同證明書》，確認解除勞動合同。伍某隨后向肇慶市端州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請求裁決：1.肇慶市*公司支付2017年8月和9月拖欠的工資14000元；2、肇慶市*公司支付2017年6月至9月的雙倍工資26000元。2017年12月29日，肇慶市端州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肇端勞人仲案字[2017]4026號仲裁裁決書，裁決：一、肇慶市*公司自本裁決書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一次性向伍某支付2017年8月工資6000元、2017年9月工資6000元；二、肇慶市*公司自本裁決書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一次性向伍某支付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9月27日期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23160元。新海堂公司不服仲裁結果，訴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請。庭審中，伍某主張其入職時間為2017年5月3日，雙方口頭約定每月工資6000元。肇慶市*公司未能證據證明伍某的入職時間。另查明，肇慶市*公司在仲裁庭審期間確認尚未支付伍某2017年8月、9月工資，該兩月工資均為6000元。一審裁判結果一、駁回原告肇慶市*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二、原告肇慶市*公司于本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內向被告伍某支付2017年8月、9月工資共12000元；三、原告肇慶市*公司于本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內向被告伍某支付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9月28日期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23160元。案件受理費10元，因適用簡易程序依法減半收取5元（原告已預交），由原告負擔。如不服本判決，可以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shù)或者代表人的人數(shù)提出副本，上訴于廣東省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審判員羅*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書記員廖*

不服中級法院關于雙倍工資的認定，獲省高級法院提審并圓滿解決之民事裁定書導語：原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所作的判項依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的規(guī)定，而該司法解釋是在2001年根據當時的《勞動法》來編制施行的。顯然，從時間上看，該司法解釋施行時，《勞動合同法》還沒有頒布，也沒有關于雙倍工資的法律規(guī)定。就司法解釋的作用而言，它只能是針對當時已頒布的法律作解釋，不可能就尚未出臺的法律作解釋，故不應該用過去的司法解釋去解讀新頒布的法律，否則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本律師認為原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適用2001年的司法解釋去解決由2008年的法律法規(guī)所規(guī)定的事項是錯誤的，于是建議當事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并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再審。在再審審理期間，在法院的主持下，為達到案結事了、社會和諧，雙方最終達成了調解。案號（2017）粵民申8800號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唐*委托訴訟代理人：李嘉榮，廣東天量律師事務所律師。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廣東*鋁制品有限公司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廣東*鋁制品有限公司兩被申請人的共同委托訴訟代理人：周*，公司經理。兩被申請人的共同委托訴訟代理人：陸*，公司人事專員。案件概述再審申請人唐某因與被申請人廣東*鋁制品有限公司、廣東*鋁制品有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12民終124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xiàn)已審查終結。再審審查過程中，經本院主持調解，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xié)議，申請由本院制作民事調解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零六條之規(guī)定，裁定如下：再審裁判結果一、本案由本院提審；二、再審期間，不中止原判決的執(zhí)行。審判人員審判長強*審判員洪*審判員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書記員黃*

黎某被控受賄過百萬案（打掉九十萬并從輕處罰）之刑事判決書導語：跨所合作的一起職務犯罪案件。九十一萬的受賄指控不成立，公訴人還當庭撤回對其中30萬元的指控。（2017)粵1225刑初70號公訴機關封開縣人民檢察院。被告人黎某，男。辯護人梁圓圓，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律師。辯護人李嘉榮，廣東天量律師事務所律師。封開縣人民檢察院以封檢刑訴〔2017〕58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黎某犯受賄罪，于2017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封開縣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尹軍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黎某及其辯護人梁圓圓、李嘉榮到庭參加訴訟?，F(xiàn)已審理終結。公訴機關指控：2007年至2012年，被告人黎某任××縣國土資源局副局長并分管土地管理中心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在班子會議上同意并決定將××鎮(zhèn)等鄉(xiāng)鎮(zhèn)村的土地整理工程交由梁×掛靠的縣建筑工程公司和海南××建筑安裝有限公司懷集縣分公司承建。在此過程中，被告人黎某分多次收受了承包商梁×賄送的款項共計人民幣91萬元。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黎某任××縣國土資源局副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縣國土資源局班子會議上同意不經過招投標程序，將××縣國土資源局下屬的土地整理中心、征地服務中心等事業(yè)單位的測繪工程指定給××縣金某測繪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某公司）承攬，并從金某公司收錢分給班子成員。其后，時任××縣國土局局長羅某（另案處理）收受金某公司老板梁××多次賄送共計約人民幣90萬元和10多萬元禮品，羅某將其中的人民幣42.3萬元分給××縣國土資源局班子成員，其中被告人黎某分得人民幣4萬元。公訴機關向我院提交了相關書證、證人證言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證據材料，據此認為被告人黎某的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提請法院依法判處。被告人黎某對起訴書指控其受賄91萬的事實有異議，認為自己從沒有收受梁×的任何財物；對指控領取4萬元的事實沒有異議，但認為自己所犯的錯誤就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不知道資金的來源問題，資金來源是否合法我們是最后才知道的，我們作為班子成員不好多過問。辯護人的辯護意見：1、公訴機關指控的第一部分犯罪事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依法不予認定；現(xiàn)有證據無法形成完整證據鏈，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不足以證實梁×向被告人黎某輸送賄賂款91萬元，對該指控應不予認定。2、對《起訴書》指控的第二起涉嫌犯罪的行為的定性沒有異議，但對所認定的事實有異議；首先工作職責及地位認定有誤，其次沒有對42.3萬元的構成加以區(qū)分；被告人黎某在第二起涉嫌犯罪的行為中僅起次要的輔助作用，應依法認定為從犯，同時具有全案自首、主動退贓、初犯等情節(jié)，請貴院給予黎某一個恰當?shù)奶幚怼?.....公訴人當庭撤回對其中30萬元的指控。......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黎某于2007年至2012年利用職務之便同意并決定將相關工程交給梁×掛靠的兩個公司承建并從中收取梁×的賄款91萬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人黎某作為××縣國土資源局副局長，伙同××縣國土資源局局長羅某等人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16萬元，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黎某的該項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數(shù)額有誤，應予糾正。在共同犯罪活動中，被告人黎某起次要、輔助作用，是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被告人黎某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黎某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依法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綜上，根據被告人黎某的犯罪情節(jié)及悔罪表現(xiàn)，依法對其從輕處罰。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十二條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被告人黎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廣東省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廣東省封開縣人民法院審判長蒙艷華審判員姚錫怡人民陪審員黃小元書記員聶曉惠

37天決定被刑事拘留者的命運近日有一客戶到所咨詢，稱其家屬李某因借下高利貸無力歸還，債主遂以詐騙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拘留了李某，現(xiàn)已經交看守所羈押將近一個月，正準備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每次遇到這類當事人可以爭取無罪處理的案件，我們心里總是對當事人家屬錯失拯救親人的重要時機而感到可惜。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對刑事訴訟的了解，更是從香港電視劇、英美電影中“誤解”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殊不知我國與香港、英美的刑事訴訟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模式。民眾錯誤地認為庭審才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只要在庭審上精彩發(fā)揮就能使當事人無罪釋放。這種普遍存在的誤解使我們認為有必要讓民眾知道親友被逮捕前的37天（拘留最長30天+提請批準逮捕最長7天）就是拯救親友的黃金時間。一、逮捕前37天的重要性雖然我國刑事訴訟分為偵查、審查起訴、一審、二審四個階段，在判決生效之前都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決定大戰(zhàn)勝負的往往不在于交鋒而在于其前期準備，辦案部門早在偵查階段就已經收集到的證據就決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判時的罪與非罪。然而，即使犯罪嫌疑人處于羈押狀態(tài)，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甚至可以長達半年，為什么要強調逮捕前的37天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賠償、錯案責任追究制度與刑事案件證據收集的規(guī)律。1.國家賠償、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使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難求無罪《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規(guī)定：“行使偵查、檢察、審判職權的機關以及看守所、監(jiān)獄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shù)臋嗬?一)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對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條件和程序對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時間超過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時限，其后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二)對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上述規(guī)定意味著如果偵查機關是依法對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即使其后案件被撤銷、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也不存在國家賠償問題；但如果檢察院批準了對公民的逮捕，一旦該案日后被撤銷、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則檢察院作為逮捕措施的決定機關需要承擔國家賠償責任。一旦國家需要承擔賠償責任，負責案件辦理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就極可能會被追究錯案的個人責任。如《檢察人員執(zhí)法過錯責任追究條例》第八條就規(guī)定檢察人員在執(zhí)法辦案活動中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放棄履行職責造成錯誤或者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追究執(zhí)法過錯責任。錯案一方面會追究執(zhí)法人員責任，另一方面也會影響績效考核。如最高人民檢察院2010年印發(fā)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考核評價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檢察業(yè)務工作實施意見(試行)》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考核評價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檢察業(yè)務工作項目及計分細則》，對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檢察業(yè)務工作進行統(tǒng)一考評。全國各檢察院為此紛紛制定了量化標準的績效考核指標，較為普遍的是“五率”：無罪判決率、撤回起訴率、不起訴率、抗訴成功率和追訴糾錯率。在不起訴率、無罪判決率等指標的作用下，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作無罪處理的可能性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因此，錯案追究與績效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逮捕后無罪的可能性，無罪率為零的“業(yè)績新聞”隨處可見。而且，由于法官們在日常工作中接觸到的絕大多數(shù)案子事實上是有罪的，他們在心里早已經形成了“被抓即有罪”的思維定勢。雖然公、檢、法均為獨立的司法機關，但彼此之間長期存在業(yè)務往來，也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系，所以法院對其它機關作出的“有罪認定”都會持審慎的態(tài)度，不會貿然地予以否定。我們曾辦理過的一個證據嚴重不足的刑事案件，主審法官在休庭時語重心長地對被告人說：“你心里面可能覺得很無辜，但要知道我們判一個人有罪不容易，要判一個人無罪也同樣不簡單！”2.刑事案件證據收集的規(guī)律使逮捕前的37天格外重要刑事訴訟的圍繞著證據展開，而大多數(shù)證據材料都是在偵查階段收集的。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涉及到立案、拘留、逮捕、移送審查起訴幾個環(huán)節(jié)，這幾個環(huán)節(jié)對證據的要求依次遞增。其中，立案對證據的要求是偵查部門認為有犯罪事實存在；拘留人的證據要求是偵查部門認為犯罪事實極有可能是該人所為；逮捕則不僅需要有證據顯示該人極可能實施了犯罪，還需要這些證據中已有部分是核實無誤的；移送審查起訴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則需要同時具備①認定的案件事實都有證據證明，②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③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偵查部門在向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時需要有已查實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提請批準逮捕前的30天拘留期限對他們而言就是收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當事人被關進看守所后，與外界斷絕了聯(lián)系，信息完全不對稱，兼之普通民眾對公安機關等公權部門具有天然的敬畏心理，在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時往往會驚慌失措，甚至作出了與事實不符、對自己不利的陳述。而且大多數(shù)當事人不了解法律，也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種權利，如果在被拘留初期沒有與辯護律師會見，得到法律上的幫助，往往不知道在陳述時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辯解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日后爭取無罪或者罪輕留下了隱患。二、逮捕前37天辯護律師所能起的作用如前所述，大多數(shù)人認為辯護律師只有在審判時才起作用，因此在考慮了經濟成本之后往往在案件被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之后才聘請律師為之辯護。但事實上刑事訴訟的偵查、審查起訴與審判階段均有重獲自由的方式（撤銷案件、不起訴、判決無罪），而通過審判來實現(xiàn)無罪卻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希望最為渺茫的。根據2013年的《中國法律年鑒》（P1065），2013年生效判決涉案1051638人，其中無罪的只有891人，比例不足萬分之一。那么，辯護律師及早介入案件能提供什么幫助呢？《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guī)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备鶕@些規(guī)定，辯護律師可以為當事人提供多項幫助。1.向偵查機關了解當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在很多情況下，家屬只知道親友被帶走而不知道具體所犯何事，而且往往有恐懼心理而不敢出面與公安機關交涉。公安機關也因為無法聯(lián)系到家屬，只能將拘留通知書郵寄當事人的家屬。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稱使得難以有效、正確地應對案件。在親友被拘留的第一時間委托辯護律師，辯護律師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當事人涉嫌的罪名以及案件目前的基本情況，可以有的放矢地準備辯護方案和應對措施，使案件避免失控。2.會見當事人并為其提供法律幫助會見當事人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是讓當事人知道自己并非孤立無援，可以堅定其積極維護訴訟利益的信心，另一方面則是讓律師為當事人提供專業(yè)的法律幫助，使當事人在不違背客觀事實的情況下能夠最大程度地避免作出對自己不利的陳述。如開篇所講的因無力還款而被指控詐騙的例子，律師就可以向當事人指出刑法上的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方法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進而交付財物的行為，要構成詐騙罪首先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即在借款時就沒想過要還款，然后還要使用了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的方法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通過律師對法律的解釋與說明，就可以幫助當事人有針對性地回憶起事實的細節(jié)，想出能證明自己沒有拒絕還款、沒有欺騙債權人的證據，在偵查人員訊問時有針對性地進行辯解，向偵查人員提供能證明自己沒有詐騙他人的線索或者證據，從而實現(xiàn)洗脫罪名的目的。除了能夠向當事人講解所涉罪名的法律規(guī)定之外，辯護律師還可以向當事人解釋其在訴訟過程中所享有的權利。在偵查人員公然忽視、回避對犯罪嫌疑人有利證據的提取，或者做完筆錄后不讓犯罪嫌疑人閱讀確認就要求其簽字的情況也偶有發(fā)生的背景下，專業(yè)、盡責的刑事辯護律師及早介入案件，對當事人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3.代理申訴、控告的權利雖然如今偵查機關的辦案手段已經越趨文明，但刑訊逼供等情況仍不時發(fā)生。在親友無法見到當事人的情況下，辯護律師便成為了當事人向外傳達偵查機關違法辦案信息的唯一途徑。辯護律師了解到偵查機關違法辦案的情況后，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訴、控告，形成對偵查機關的監(jiān)督壓力，使偵查機關必須依法辦案，也直接、間接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各項權利與利益。4.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辯護律師在了解案情、會見當事人以后，如通過其專業(yè)的判斷認為從訴訟策略上適宜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可以向偵查機關申請取保候審。在有理據的情況下申請取保候審，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解除羈押狀態(tài)，減輕其心理和生理壓力，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申請取保候審的形式反映己方的理由和依據，讓偵查機關多角度地了解該案，避免造成冤案。而且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之后，偵查機關就不急于在30天內提請批準逮捕，在時間上給偵查機關更大的緩沖空間，避免其逮捕之后發(fā)現(xiàn)錯誤卻只能將錯就錯的心態(tài)。5.提出意見辯護律師依法可以向偵查機關以及檢察院提出意見。辯護律師在逮捕前從專業(yè)的角度提出法律意見非常重要，甚至能夠影響案件的發(fā)展。在偵查機關提請批準逮捕前，辯護律師通過與當事人、委托人的溝通等方式了解案情后，可以從專業(yè)的角度分析案件，避免偵查機關只聽到被害人一面之詞的情況，幫助偵查機關全面全局地辦理案件，爭取偵查機關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或者撤案。在偵查機關提請逮捕后，辯護律師可以通過律師意見書的方式向檢察院提出意見，使檢察院了解案件可能存在的問題，讓檢察院在作出逮捕決定審慎考慮，避免錯捕之后所可能承擔的國家賠償責任。一旦檢察院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偵查部門就必須釋放當事人，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或者監(jiān)視居住。也正是基于此，不少律師都喜歡標榜自己在辦理的案件中幫助當事人成功取保候審。刑事案件的審判固然是刑事訴訟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但是審判結果大多早在當事人被逮捕前的37天已經決定。民眾必須要清楚被逮捕的意義以及被逮捕后尋求無罪的困難程度，必須要清楚逮捕前37天內辯護律師的工作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影響當事人的命運，必須要清楚如何利用好拯救親友的黃金37天！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fā)《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粵高法〔2014〕301號全省各級人民法院，廣州鐵路運輸兩級法院:現(xiàn)將《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印發(fā)給你們，請從2014年11月1日起執(zhí)行。執(zhí)行中遇到的問題，請及時報告省法院刑二庭。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省法院于2002年6月下發(fā)了《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對常見經濟犯罪的量刑標準及審理中的有關問題作出了規(guī)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指導意見》的部分內容已與司法實踐不相適應，個別條款還與現(xiàn)行法律、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相沖突。為此，省法院于2014年9月15日至16日在廣州召開了全省中級法院危害國家安全、經濟、職務和涉外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會議對常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裁判標準問題進行了重點討論，對《指導意見》進行了修訂，并達成共識。現(xiàn)紀要如下:一、商業(yè)賄賂罪1.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的數(shù)額標準。一類地區(qū)(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以不滿4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4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二類地區(qū)(其他地區(qū))以不滿3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3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2.關于個人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數(shù)額標準。一類地區(qū)以不滿4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4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二類地區(qū)以不滿3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3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3.關于單位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數(shù)額標準。一類地區(qū)以不滿15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15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二類地區(qū)以不滿10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10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巨大”。二、金融詐騙罪4.嚴格區(qū)分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界限。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主要區(qū)別。案件審理中，應當根據被告人犯罪事實準確認定，對于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應當按照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不能為了對被告人判處較輕的刑罰而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5.關于集資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1)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guī)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2)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3)攜帶集資款逃匿的;(4)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逃避返還資金的;(7)拒不交代資金去向，逃避返還資金的;(8)其他可以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6.關于集資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準。個人進行集資詐騙，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在3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為“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在10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7.關于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上述幾類詐騙行為，數(shù)額不滿40萬元的為“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在40萬元以上不滿150萬元的為“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在15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8.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信用證詐騙行為，數(shù)額在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的為“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在30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9.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準。行為人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shù)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為“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為“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在5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行為人惡意透支，數(shù)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為“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為“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在100萬元以上的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10.關于單位犯金融詐騙罪的數(shù)額標準。單位犯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保險詐騙罪“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按照各罪個人犯罪數(shù)額標準的5倍掌握。三、合同詐騙罪11.個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的數(shù)額標準。一類地區(qū)以不滿3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30萬元以上不滿150萬元為“數(shù)額巨大”，15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二類地區(qū)以不滿20萬元為“數(shù)額較大”，20萬元以上不滿120萬為“數(shù)額巨大”，120萬元以上為“數(shù)額特別巨大”。12.關于單位犯合同詐騙犯罪的數(shù)額標準。單位犯合同詐騙罪的標準，按照個人犯罪數(shù)額標準的5倍掌握。四、涉案財物處理13.關于詐騙財物及其孽息的處理問題。案發(fā)后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詐騙財物及其孽息，權屬明確的，應當發(fā)還相應被害人;權屬不明確的，可以按被騙款物占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孽息總額的比例發(fā)還被害人，但是己獲退賠的應予扣除。14.關于涉案財產的追繳和處置問題。將詐騙所得的資金或者財物及轉換所得的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繳:(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資金或者財物而收取的;(二)他人無償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的;(三)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的;(四)他人取得上述資金或者財物系源于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五)其他依法應當追繳的情形。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不予追繳。五、其他15.鐵路運輸兩級法院審理的犯罪案件，按照案發(fā)地的數(shù)額標準定罪量刑。16.對于案發(fā)地跨兩類地區(qū)的，按照一類地區(qū)的數(shù)額標準定罪量刑;因指定管轄導致跨地區(qū)審判的，按照案發(fā)地的數(shù)額標準定罪量刑。17.本院以前發(fā)布的指導意見與本紀要不一致的，以本紀要規(guī)定為準。2014年10月13日印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