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男，1974年生，陜西省丹鳳縣農民，2015年12月23日在商洛市商州區被陜北某縣公安局民警抓獲，涉嫌罪名是“販賣毒品”。代××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7日被逮捕。代妻李××2016年1月14日來西安聘請律師。李××談到：曾委托陜南律師擔任辯護人，L律師到某縣看守所會見了代××，看到代身上有傷，代××談了被偵查人員毆打逼供的經過，L律師認為案件難辦，主動解除委托關系，不再擔任辯護人。李××與永嘉信律師事務所簽訂合同，要求律師盡快會見代××，查明代××挨打的情況。張國安律師、杜世芳律師1月14日接受委托，1月17日（周日）到達某縣，1月18日到看守所會見了代××。代××對律師說：自己沒有販賣毒品，被偵查人員戴著手銬吊打，忍受不了，信口胡說，第1次說從西安老王手里買了80克海洛因賣給劉某，第2次說是39.2克，第3次說“我沒有販賣毒品，以前談話是胡說的，我是無罪的”，“我越是否認販毒，越是挨打”。

  張律師、杜律師看到代××雙手腕有明顯傷痕，右胸下部有凸起包塊。為了查明偵查人員是否對代××刑訊逼供（這關系到代××的有罪供述是否合法、有效，關系到律師的辯護方向），張律師、杜律師2016年1月19日向縣檢察院檢察長和偵查監督科郵寄《查明刑訊逼供調取證據申請書》，要求檢察機關派員查明以下問題，并將調查結果及時告知辯護人：1、請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代××談話，直接聽取代××被刑訊逼供的陳述；2、請調取代××進入看守所時的《入所體檢表》，查明代××入所時身體是否有傷；3、請委托法醫鑒定，查明代××雙手手腕傷痕的長度、面積，形成的時間和原因；4、請委托法醫對代××右胸下部包塊進行檢查，查明該包塊是何種傷病，形成的時間和原因；5、請向2015年12月25日至31日與代××同監室關押的人員調查，查明代××被關押時身體是否有傷。律師的申請石沉大海。張和杜律師1月31日、2月14日、3月16日、5月9日繼續給縣檢察長和偵查監督科寄信。一位女檢察官答復：案件報送延安市檢察院，縣檢察院不管了。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查明偵查機關是否依法辦案，是否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這是檢察機關的法定職責。辯護律師要求檢察院派員調查的問題，是縣檢察院應當查明、不難查明的事實?？h檢察院收到辯護律師10封掛號信，不派員調查，把問題交給了延安市檢察院。張律師向延安市檢察院郵寄《查明刑訊逼供調取證據申請書》。通過閱卷，律師看到了縣公安局2016年7月18日《補充偵查情況說明》?！墩f明》稱：“犯罪嫌疑人代××在商洛被抓過后，因路途較遠，手腕上的痕跡屬手銬所致”。張律師認為縣公安局的《說明》理不服人，8月15日向延安市檢察院郵寄《偵查實驗申請書》，強調代××從商洛帶到陜北某縣后，雙手手腕不是“痕跡”，是血淋淋的傷痕；“因路途較遠，手腕上的痕跡屬手銬所致”；“路途較遠”與“手腕痕跡（傷痕）”之間的因果關系不能成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進行偵查實驗”。

  張律師申請進行偵查實驗。具體方法是：在檢察官監督、辯護人陪同下，偵查人員在某縣給代××正常戴上手銬，拉到商洛市，再返回某縣（路途是商洛到某縣的2倍），以此檢驗代××手腕是否留下痕跡或者傷痕。檢察院收到律師的掛號信，沒有答復。9月初，代××之妻電話說檢察院不起訴，代××已釋放回家。張律師要求延安市檢察院郵寄《不起訴決定書》，檢察官不同意郵寄。2016年9月16日張律師往返1天，到延安市檢察院領取了《不起訴決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