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裁判規(guī)則

1、對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適用死刑要格外慎重，嚴格控制。只要有足以影響死刑適用的從輕量刑情節(jié)，就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只要能夠做好民事調(diào)解工作，被告人取得被害人諒解的，也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

2、有的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手段特別殘忍，情節(jié)極為惡劣，后果極為嚴重，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也特別大，有沒有其他從輕情節(jié)，僅因為民間糾紛引起，不足以影響死刑的適用。此外，民間矛盾雖然屬于民眾之間的矛盾，但是這類矛盾在性質(zhì)上仍然存在著對錯，善惡，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如欠錢不還債務人殺害債權(quán)人的，通奸者殺害本夫妻的，貪圖他人利益而殺人的，蠻橫霸道不講理殺人的，對于這些情形也可以適用死刑。

二、規(guī)則理解

1、為了正確貫徹我國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把握好死刑適用標準，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維護農(nóng)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維護農(nóng)村穩(wěn)定紀要》)中指出，“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鎮(zhèn)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后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qū)γ芗せ撚兄苯迂熑?，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jīng)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筆者認為,此處的“民間矛盾”，是指公民個人之間在日常生產(chǎn)、生活中因生活瑣事、債權(quán)債務、相鄰關系等民事關系或民事交往中發(fā)生的糾紛處理不當,而引發(fā)的矛盾。因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犯罪，不論罪行輕重程度如何,從性質(zhì)上看，均屬于事出有因。針對特定對象實施的犯罪，這就決定了實施此類犯罪的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明顯要小于發(fā)生在社會上針對不特定對象實施同類犯罪的被告人。同時,因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案件，被告人、被害人雙方多存在鄰里、婚戀等較為密切的關系，有的還是同一家庭成員。而且,對于矛盾的引發(fā)和積累，往往雙方都有責任。對于此類案件，如果簡單地一判了之、一殺了之,往往會使當事人雙方結(jié)下更深的仇恨，甚至是世代冤仇。為此，在審理過程中應當大力促使當事人雙方化解矛盾，在盡量做好被害人思想工作，敦促被告人認罪悔過、積極賠償?shù)幕A上，酌情對被告人從寬處罰，使遭到破壞的鄰里、家庭生活秩序得到修復

第一,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減輕量刑情節(jié)。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相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故意條人案件，性質(zhì)不同,社會危害性也相對小一些,對具有法定從輕量刑情節(jié)的,應該更加體現(xiàn)從輕。其中，對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如果沒有特別從重的情節(jié)，只要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jié)，一般都可考慮不判處死刑。立功也有大小之分，對罪行極其嚴重的被告人不判處死刑，一般需要有重大立功,比如檢舉的對象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但是,如果被告人同時還具有其他一般的從輕處罰情節(jié)，結(jié)合案情綜合考慮,對具有一般立功表現(xiàn)的被告人也可考慮不判處死刑。

第二，被害人有明顯過錯或者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被害人一方的過錯問題，在民間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中廣泛存在。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的，一般不適用死刑；對于被害人一方有一般過錯的，在適用死刑時也要根據(jù)案件中的具體犯罪事實，結(jié)合其他量刑情節(jié)，綜合考慮，區(qū)別對待，能不適用死刑的，就不適用死刑。

第三，犯罪人情況盡管不構(gòu)成自首，不是法定的從輕量刑情節(jié)，但是被告人故意殺人沒有逃跑，而是主動歸案，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心理上都承受了巨大壓力，客觀上對及時破案,控制被告人，防止被告人繼續(xù)危害社會，減少偵破成本，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應予鼓勵。結(jié)合犯罪情節(jié)和其他量刑情節(jié)綜合判斷，能不判處死刑的，也應當不適用死刑。

第四,被告人殺人后，為了隱藏或逃跑往往會求助于家人,將自己的殺人行為告訴家人,這是出于對親人的信任與依賴。而作為親人尤其是父母，都會承受巨大的情感壓力，進退兩難。其中，有的父母、親人會幫助被告人藏匿或資助被告人逃跑；但有的父母、親人深明大義,帶領公安人員直接抓捕被告人，或向公安機關提供被告人的藏匿地點，或協(xié)助打電話誘捕被告人等，如此做的目的也是寄希望于犯罪的親人能夠得到從寬處罰。對于這種深明大義之舉，要在全社會倡導，在司法活動中給予積極評價。如果被告人歸案后，能夠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沒有特別從重的情節(jié)，一般都要考慮不判處死刑。

第五,為了減輕被告人的罪責,被告人親屬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財力,甘愿冒著被打擊報復的危險，協(xié)助公安機關抓獲被告人的同案犯或者其他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對這一行為本身應予肯定。但不能因此而認定被告人具有立功情節(jié),因為這主要是被告人親屬的行為，而不是被告人自己的立功表現(xiàn)。在具有這一情節(jié)的前提下，對被告人是否適用死刑，要結(jié)合被告人所犯的罪行和其他量刑情節(jié),綜合考慮。如果被告人犯罪情節(jié)一般,可以考慮不適用死刑。

第六,被告人坦白主要犯罪事實本身就是一個酌定從輕的量刑情節(jié)。如果案件還沒有完全破獲，偵查機關根據(jù)被告人坦白的事實線素，起獲到重要的客觀證據(jù),抓獲同案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對破獲、證實全案起到重要作用，這種情況盡管不構(gòu)成立功，也可以根據(jù)案情從輕處罰，考慮不判處死刑。

第七,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要從被告人犯罪動機、犯罪預謀、犯罪情節(jié),罪前、罪后表現(xiàn)等方面綜合考慮。如果是臨時起意殺人,激情殺人，殺人行為有所節(jié)制,犯罪動機、犯罪情節(jié)一般，或者作案后及時救助被害人，犯罪前表現(xiàn)較好，犯罪后認罪、悔罪態(tài)度較好的，可不判處死刑。

第八，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只要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的，都要積極進行調(diào)解，鼓勵當事人雙方自行和解，達成諒解協(xié)議，盡量減少死刑判決。其中,大多之間因情感、財產(chǎn)或其他家庭之事發(fā)生矛盾，而激化引發(fā)的放意殺人案件,被害人一方的父母、兄弟姐妹往往反應強烈，要求判處被告人死刑。但是他們的子女在父母一方死亡的情況下，不想再失去親人，強烈要求不要判處死刑。對犯罪情節(jié)不是特別惡劣的案件，要積極做好被害人父母一方的工作，充分尊重被害人子女的意見，不要求死刑。

九、我國刑法規(guī)定應當完全負刑事責任的年齡是 16周歲，這也是適用死刑的最低年齡。盡管法律只能，一刀切，但一個人的成熟、成長是漸進的，需要一不過程，相差一天、兒天，甚至幾個月是沒有多大區(qū)別的。所以，在適用死刑這和最嚴厲的刑罰時，對剛滿16周歲的被告人，如果犯罪儲節(jié)不是特別惡劣,就不應適用死刑，理由是他們涉世未深，對事物的認知度和行為的自控力都比較弱。同樣,7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對事物的反映比較遲鈍,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有所誠弱，如果犯罪情節(jié)不是特別惡劣，一般也不要適用死刑

第十,病理性醉酒，屬于精神疾病的范疇，自然不涉及死刑的適用問題。關于普通醉酒后犯故意殺人罪的死刑適用問題，需要區(qū)分情況對待：如果被告人與被害人素無矛盾，甚至平時關系尚可,案發(fā)時因喝酒過量引起爭執(zhí)而殺人的，這種醉酒殺人與故意利用醉酒實施殺人，在主觀方面有很大的區(qū)別。在這種情形中，被告人喝酒前并無犯罪故意,醉酒后因辨認和控制能力減弱而殺人，犯罪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酌情從輕處罰符合法律精神，也能為社會所接受，如果沒有從重情節(jié)的，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

2、因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如果手段極為殘忍，情節(jié)極為惡劣,后果極為嚴重,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也特別大，又沒有其他從輕情節(jié)的，同樣可以適用死刑。比如，因民間糾紛引發(fā)的“滅門”慘案,殺死多人,慘不忍睹,縱使有一些從輕情節(jié)，依法也應判處死刑。此外，民間矛盾雖然屬于民眾之問的矛盾，但這類矛盾在性質(zhì)上仍然存在著對錯、善惡、道德與不道德之分。如欠錢不還債務人殺害債權(quán)人的，通奸者殺害本夫本妻的，貪因他人利益而殺人的，蠻橫霸道不講理殺人的，對于這些情形也可以適用死刑。

第一，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步 手段特別殘忍。在故意殺人案件中，同樣是致人死亡,如果殺人的情節(jié)不一樣，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會不同。比如鄰里之間因瑣事發(fā)生爭吵后,被告人隨手拿起棍棒，擊打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如果被告人認罪、悔罪態(tài)度較好，對這種因民間矛盾引發(fā)，犯罪手段、情節(jié)一般的案件，就是調(diào)解不成,也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但是,對于那些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又沒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被告人,就可以依法判處死刑。例如，被害人被打后逃跑,求饒，被告人不顧他人的勸阻，窮追不舍,當被害人摔倒后，繼續(xù)用棍棒朝被害人的頭部猛擊，致被害人當場死亡。如果被害人又沒有明顯過錯，調(diào)解不成，可以考慮判處死刑。犯罪后果特別嚴重。對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案件，犯罪后果同樣是決定死刑適用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后果特別嚴重，又沒有其他從輕情節(jié)，也可以考慮判處死刑。對此，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把握：一是致一人死亡，犯罪情節(jié)、手段一般的。如果沒有從重處罰情節(jié)，可以考慮不判處死刑。如果手段特別殘忍，情節(jié)特別嚴重，或具有其他從重情節(jié)，可考慮判處死刑。致兩人以上死亡,一般可考慮判處死刑，如果被害人一方具有重大過錯，或具有其他重大從輕情節(jié)，可考慮不判處死刑，但要從嚴掌握，尤其是殺死多人的案件，不判處死刑更要有充足的從輕理由。二是既致人死亡，同時又致其他人重傷的，要看致人重傷的程度或重傷的人數(shù)，如果傷情特別嚴重，或重傷多人，又沒有什么從輕情節(jié)，就可以考慮判處死刑。三是故意殺人未遂的，一般不判處被告人死刑。但如果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jié)特別嚴重，傷情也特別嚴重的，可考慮判處死刑。

第三,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衡量罪行是否極其嚴重，其中主觀惡性和人身危害性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觀惡性和人身危害性主要通過犯罪動機、犯罪預謀、犯罪過程中的具體情節(jié)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現(xiàn)來考察，如犯罪前是否有前科劣跡,犯罪后是否認罪、悔罪、賠償?shù)?。如果犯罪動機卑劣，比如為了獨吞遺產(chǎn),殺害其他繼承人;為了致被害人于死地，精心策劃，制造條件,準備工具;實施殺人行為時犯意堅決，手段殘忍，毫無節(jié)制;犯罪前有前科劣跡，且有暴力犯罪的記錄;犯罪后拒不認罪，毫無悔改之意，有錢不賠等。這些情節(jié)就可以認定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極大，如果沒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就可以考慮判處死刑。

第四．犯罪對象受特殊保護。少年兒童、懷孕婦女、年邁老人、殘疾人都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受國家法律的特殊保護。有些故意殺人犯罪,盡管由民間糾紛引起，但殺害的對象卻是這些弱勢人員。這些人員反抗能力不強，有的甚至沒有什么反抗能力，所以才需要特殊保護。殺害這些弱勢人員，如果沒有什么從輕情節(jié)，一般可考慮判處死刑。這些被害人當中，有的并沒有什么過錯，有的甚至是無辜者，往往是被遷怒而代親人受過。比如，有的小孩父母與被告人產(chǎn)生矛盾，被告人考慮打不過對方，便遷怒無辜，將對方的小孩殺害。這種殺人案件如果沒有什么從輕情節(jié)，一般可考慮判處死刑。被害人父母或其他親人的過錯不能轉(zhuǎn)嫁在無辜的小孩身上,一般不能因被害人父母的過錯而減輕被告人的罪責。還有一些案件是殺害尊親屬的，主要是父母。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被告人不但不孝敬父母，反而將含辛茹苦養(yǎng)大自己的父母殺害,社會影響極為惡劣，如果沒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一般可考慮判處死刑。

第五，累犯。累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jié)，是否適用死刑，要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故意殺人犯罪情節(jié)的惡劣程度，是否同時具有其他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二是累犯中前罪的性質(zhì)，釋放后再犯新罪的時間。對于前罪是嚴重的暴力犯罪,刑滿釋放不久 又犯故意殺人罪，罪行極其嚴重，沒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可考慮判處死刑。對于前罪較輕，所犯故意殺人罪情節(jié)一般，或同時具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經(jīng)綜合考慮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的，可不判處死刑。

第六，雇兇殺人的，這種故意殺人案件都是預謀犯罪，社會危害性很大，沒有從輕處罰情節(jié)，一般可以考慮判處死刑。

三、   指導案例一

被告人宋某福與被害人宋某鋒系鄰里。因道路糾紛等，兩家素有積怨，宋某福便蓄忘報復宋某鋒。1097 年7月31 日,宋某福到其連襟被告人許某相家?guī)椭мr(nóng)活，糾集其他人報復宋某鋒，許當即答應并商定于次日夜間動手。次日晚，許某相,許某相又邀約李某坤(在逃)各帶一把劍到達約定地點與宋某福會面了。當晚1時許，三人蒙面持劍，翻墻跳入宋某鋒家院內(nèi)。此時，宋某鋒女兒宋某某打開室門欲上廁所，被李某坤捂住其嘴推回室內(nèi)。宋某某掙扎、呼喊,驚動了宋某鋒夫婦。宋某鋒大婦出屋察看動靜時，許某相朝宋某鋒胸部猛刺一劍，后與宋某福、李某坤越墻逃離現(xiàn)場。宋某鋒被送往醫(yī)院時已死亡。經(jīng)法醫(yī)鑒定,宋某鋒系被刺破主動脈弓，引起大失血而死亡

本案被告人宋某福、許某相雖然構(gòu)成故意殺人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但是還不能簡單地依此判處二被告人死刑立即執(zhí)行,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第一，本案系因鄰里糾紛引起的殺人案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針對不特定對象實施同類犯罪的被告人相比,存在明顯區(qū)別。第二,本案雖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二被告人主觀上對危害后果是持放任態(tài)度。被告人宋某福糾集被告人許某相要教訓被害人,其主觀故意確實不十分明確，也就是說不能認定為預謀殺人。在作案過程中，被告人對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積極追求,而是聽之任之,采取放任態(tài)度，屬于間接故意殺人情形。間接故意殺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程度比直接故意殺人要小，處刑時應注意加以區(qū)別，判處死刑更應特別慎重。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復核該案時，沒有核準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二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判決，而是銷了該院二審判決對二被告人的量刑部分，以故意殺人罪對二被告人分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

四、   指導案例二

2006年11 月30 日晚，被告人張某杰因瑣事與同事施某軍、蔡某仲發(fā)生口角進而廝打,致蔡某仲輕傷。次日,張某杰被公安機關取保候?qū)彙?2月8日,公安機關通知保證人李某方讓張某杰去一趟,張某杰誤認為施、蔡二人不放過自己，自己將被追究刑事責任，即產(chǎn)生如施某軍不同意幹旋調(diào)解就將其殺死之念。12月10日,張某杰打聽到施某軍正在烏某火車站值班，即攜帶菜刀、匕首各一把，以及白酒、食品、飲料等物到烏某火車站,在工區(qū)宿舍找到施某軍，拿出白酒和食品向施某軍道歉并請求施某軍在其和蔡某仲之間調(diào)解，張某杰見施某軍拒絕其要求，即抽出匕首向施某軍連續(xù)捅刺,致其當場死亡。而后,張某杰將房門反鎖，用菜刀將自己雙手腕劃開，用毛巾蘸血在墻上書寫“害人害己，罪有應得，同歸于盡,十分公平”16個字，又用匕首在自己胸腹部扎了兩刀。其間,張某杰給李某方發(fā)短信告知其將施某軍殺死并準備自殺。李某方隨后通知了張某杰妻子蘭某萍并報警,蘭某萍趕到現(xiàn)場亦讓同事打電話報警。公安人員到達現(xiàn)場后,張某杰在房間內(nèi)持匕首以自殺相威脅不讓他人靠近，公安人員經(jīng)勸誠無效，乘其不備沖入房內(nèi)將其制服抓獲。

根據(jù)《全國法院維護農(nóng)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guī)定，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糾紛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這里的民間糾紛，包括但不限于鄰里糾紛，還包括那些因為工作、生活等矛盾引起的糾紛;同時也不限于農(nóng)村的民間糾紛，城市中發(fā)生的民間糾紛也可以適用該紀要規(guī)定的精神。雖然被害人施某軍在本案中無明顯過錯，但是本案畢竟是同

事間因瑣事糾紛引發(fā)的悲劇，發(fā)生在同事熟人之間，不屬極端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而且,證人李某方在張某杰妻子蘭某萍授意下報警,蘭某萍到現(xiàn)場事后亦報警,使公安機關及時抓獲了被告人，并迅速破案。被告人張某杰家屬的及時報案行為，使得公安機關及時破案,節(jié)省了司法資源，有利于社會，可作為對被告人酌定從輕的情節(jié)考慮。張某杰在二審期間提出;愿意賠償被害方的經(jīng)濟損失，以減輕其罪責，其妻子蘭某萍在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用其妹的房子作抵押借3萬元,連同其母的2萬元養(yǎng)老金,一共籌得5萬元交至二審法院,也可作為對被告人酌定從輕的情節(jié)。綜上,本案被告人因為生活瑣事一時沖動而實施的殺人行為，與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行兇殺人案件的社會危害性不可等同,考慮到家屬及時報案及積極賠償被害方損失等因素，從慎用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出發(fā),對其不宜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