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聰律師

明星與他人在結束感情糾葛后，被對方索要一定數額的金錢補償，或者對方因雙方曾有經濟往來（如合作經營等），而索要自己“應得利益”的新聞屢見不鮮，有的人還因此被控敲詐勒索罪。而如何從法律角度看待這類現象也頗為公眾關注。

根據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以實施一定暴力或者脅迫（恐嚇）相要挾，使之交付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對于敲詐勒索的認定，主要在于兩點：一是敲詐者是否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二是是否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就前者而言，重點在于其占有他人財物有沒有合法的來源和依據，如果是基于某種合法理由，那么至少不構成敲詐勒索罪。如婦女被他人性侵后以舉報相威脅索要一定的賠償，不能構成敲詐勒索罪。因為該婦女被性侵后依法享有索要民事賠償的權利?！　?/span>而在明星藝人被敲詐的案件中，索要巨額“分手費”的“前任”是否屬于行使正當權利，仍然需要具體分析?！　?/span>司法實踐中，“分手費”被認為是男女雙方同居、戀愛結束分手時，一方給予另外一方一定數額的財產或精神損失補償。我國法律沒有就分手費進行明確規定，但在精神損害賠償愈發得到社會認可的情勢下，從公平原則出發，司法對“‘出軌’一方主動給予另一方一定的經濟補償”存在認同的趨勢。一般說來，若雙方均無配偶，自愿約定因戀愛終止給予一定的分手費合法有效，但如果承諾后實際并沒有給予，司法實踐中也不支持繼續支付。以近日媒體報道的陳某案為例，若真如報道所言，雙方涉及數百萬分手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陳某一方持有證明記錄，但如果霍某不進行支付，陳某的主張也難以獲得司法支持。
不過，如果陳某認為霍某的行為對其身體或者精神造成了巨大損害，亦有權利主張對方給付一定數額的補償，況且陳某的索要行為還有對方承諾為證。至于數額多少，完全是其個人訴訟權利，其行使民事請求權本身并不違法。哪怕索取再大的數額，對方也可以不理，由法院裁決即可。　　其實，在此類案件中，爭議較大的部分恐怕還在于第二點，即一方以惡害相通告，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實踐當中，由于此類案件雙方具有特殊身份關系，一般不存在以暴力相威脅，更為常見的要挾方式是舉報對方涉嫌違法犯罪，或者對具有道德瑕疵的個人隱私（如出軌）進行曝光等，以此讓對方感受到名譽即將受到嚴重損害的危險?！　?/span>在法律上，由于要挾的本質是讓對方產生恐懼心理，所以，這種以惡害相通告，只要足以使人產生恐懼心理即可。而且，以惡害相通告，并不要求要挾行為自身具有違法性，如敲詐者知道對方犯罪的事實，遂以向司法機關告發威脅而索取財物，即使舉報合法，同樣構成敲詐勒索。也就是說，要挾（即以惡害相通告）的法律性質沒有限制，既可以是合法的內容，也可以是違法的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犯罪行為，“使人產生恐懼心理”必須達到非常害怕的程度，不能理解為一般的心理不適或者不快。單純使對方產生困惑，或者無理糾纏的行為未必成立敲詐勒索犯罪。如拾得他人財物后告知對方，如果不給付一定酬勞就不返還財物，則不構成敲詐勒索罪。一般來說，公眾對娛樂圈公眾人物具有較普通人嚴苛的道德評判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事件中的一方如果通過剪輯截圖等方式刻意對關鍵信息進行隱瞞，從而引導輿論導向，使得公眾人物作為“過錯方”遭到“網暴”，的確會使其產生恐懼心理。但如前文所述，構成敲詐勒索罪還需具有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一方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有理由和依據向另一方索要“分手費”等利益，也需要司法機關仔細查明?！　?/span>其實，一些司法機關已經注意到，在明星藝人被索要分手費等財產利益的案件中，無論是對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還是對要挾手段的認定都有其特殊性，一刀切地界定為敲詐勒索犯罪未必妥當。刑法是司法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讓這樣的糾葛去走民事訴訟途徑，該起訴索賠的起訴索賠，該請求賠償名譽損害的，去請求名譽損害，或許會有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