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區(qū)市民李某，向鎮(zhèn)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公開拆遷補償的法律依據(jù)和補償標準，政府與第三人之間的拆遷協(xié)議，以及相關單位征用土地范圍面積。當?shù)劓?zhèn)政府以“第三人不同意公開”為由，拒絕了李某的要求。李某將鎮(zhèn)政府起訴到法院，但一審法院判其敗訴。北京一中院接到上訴后，終審判決政府應向李某公開不涉及其他人權益之外的信息。

　　自2007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頒布實施后，圍繞政府信息公開，一直新聞不斷。不論是相關訴訟，還是各種調查評議，種種信息都在給人傳遞著這樣的信號：政府信息公開，目前還存在著“主動性不足，公開范圍很窄，公開質量不高”的共同傾向。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拆遷補償是當前非常敏感、又非常普遍的社會問題，也是當前透明度比較差、亟需通過信息公開來解決。具體到本案，我認為被告和一審法院都明顯走入了“片面理解法規(guī)”的盲區(qū)，敗訴順理成章。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二條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政府應重點公開8項政府信息，其中“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遷及其補償、補助費用的發(fā)放、使用情況”赫然在列;而對此視而不見的本案被告，卻拿第二十三條“行政機關認為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涉及商業(yè)秘密……第三方不同意公開的，不得公開”大做文章，全然不顧本條規(guī)章的后半段“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應當予以公開”，把完整的法律精神進行“各取所需”式割裂。二審法院對此做出了糾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如果跳出就事論事，本案或許能給我們帶來更多深層次思考，我們不妨從拆遷事項中的“第三人”說起。

　　眾所周知，政府本身不能直接從事商業(yè)活動。所以拆遷事項中的“第三人”，幾乎就是開發(fā)商的代名詞。這就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互動關系：拆遷的補償標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開發(fā)商的開發(fā)成本。處在中間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公開拆遷補償標準，除了可能確實于法無據(jù)，更有自身在其中“屁股往哪邊坐得更多”之憂慮，甚至可能會露出一些人的貪腐馬腳。釘子戶與政府的博弈，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拆遷補償政策的不統(tǒng)一、不透明，掌握補償權的人，自由裁量比較大。而拆遷政策為什么難以透明?我以為還是政府與開發(fā)商之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造成。被拆遷的老百姓，很多時候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和誰談判。而這些難纏的問題，恰恰應該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賦予民眾的權利來解決。

　　對于各級政府來說，本案的警示作用，我以為有兩點：一是拆遷補償政策，不是“藏在袖口里的政策”，政府的法定公開義務，不能因為涉及開發(fā)商而有所改變;二是政府在開發(fā)商與被拆遷者之間，應該更多體現(xiàn)公共立場，理清與開發(fā)商的關系，減少補償標準與開發(fā)成本的關聯(lián)度，以透明運作來保證拆遷信息能夠無所顧忌地公開，以高超智慧將第三方利益與公共利益統(tǒng)一起來，從而做到“保障了一方權益，也不能傷害另一方知情權”。